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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轮回,大视角看北漂的过去和未来

2018-09-21 10: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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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活动主题:十年一轮回,大视角看北漂的过去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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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

在过去,某种程度上,北上广深的路上似乎都铺着金子,而现在,“居长安大不易”,可以改为“居长安之极不易”。对于有梦想有才华的人,在一线城市实现梦想的难度更高了。

回看历史,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在上世纪20年代来到了北京这个大城市。那时候,很多人都没有看得上他——这个说着一口湖南普通话的乡下人,他也经常自嘲,每天就在办公室默默写作读书。

当然,还有那位曾经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也是因为一口湖南普通话,没有受到北大的大牌教授的重视。但是他仍然感叹,在北京度过了人生当中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个人,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毛主席。

北京,似乎一直就是一个福地。

2002年左右,有个湖南厂矿子弟出身的小城青年,因为发表了一篇文章受到了关注,就来到了北京,在网易公司工作。多年后,他已经成为了一家市值上百亿美元公司的创始人,这个人就是陌陌的创始人唐岩。

笔者在前段时间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一位70后的老乡,他在大学本科毕业时就进入了一个部属单位下属的媒体,报道的是当时方兴未艾的IT行业,见证了多个知名IT企业的起起伏伏。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并认识到媒体发展的天花板后,去了多个互联网公司,并且最后成为了一家二三线互联网公司的高管,享受到了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红利。

他告诉笔者,他在北京房价开始高速增长之前买了三套房,目前已经基本财务自由。但是他仍然感叹地说,一些认识的朋友比他牛多了。

“唐岩你知道吧,在网易工作时,他就坐我办公桌对面,现在人家已经是身价几十亿的公司老板了”

他用手比划着和我说。

而笔者认识的80后和90后,基本上都是存在“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情况”,如果没有赶在北京房价几次暴涨前买房,就存在房子总是买不上的情况。笔者认识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在股市和买房中选择了股市,结果股市暴跌,买房的资金总是凑不出来。他们的经历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前不久参加一次饭局,里面有一位79年的朋友和一位86年的名校经济学博士朋友,79年的朋友在北京多年,在某大型国有单位工作,已经置有房产,日子过得比较惬意。而另一位朋友器宇轩昂,谈吐不凡,跟随大牛导师来京,在某知名研究机构工作,由于来京比较晚,买房已十分困难。短短几年时间,造成的差异已经这么大了。

对于70后而言,大部分参加工作是在90年代,而北京的房价是在2008年奥运会后开始迅速增长的,并且远远超过了大部分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对于70后而言,勤奋工作赶在房价飞涨前买房上车,并不是很难。而对于80后而言,情况就开始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正好赶上了城市红利,而一部分人可能就因为犹豫或者路径选择,错过了。

是啊,现在对于90后的北漂而言,门槛确实越来越高了。大部分国内名校毕业或者海归留学生,房租就要占去他们收入的50%甚至以上。

现在经济增长变缓,人们的收入增加也相对变缓,而房价却在迅速地上涨,使得大城市的门槛越来越高。而在早期,市场的空白点相当多,赚钱相对容易,大城市病还不明显,城市土地要素的应用强度相对比较低,政府的政策控制也相对较少。原来大城市对普通人而言是机会的集中地,且门槛不高。

其实不光是房价房租问题,其他多个因素也决定了大城市的门槛高度。以学历为例,本科生在北京发展已经十分不易,名企的招聘一般都是211高校起步,而具有进京指标的企业或者政府单位,硕士生已经成为起步的标配。

北京的人才新政,已经基本将进京指标划定了本科生25岁,硕士生28岁,博士生35岁的年龄红线。

而对于创业而言,门槛也在提高。以互联网公司为例:我们可以看看当下稍有名气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大部分都是70后,他们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又赶上了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的年代。虽然TMD三小巨头的创始人都出生于80年左右,但是他们都在北京耕耘多年,从业经历其实相当长,而对于后面的公司而言,要冒出头就越来越难了。

我们看到那么多公司的创始人,视将公司卖给BAT为成功,区块链或者共享经济的风口一出现,马上疯狂涌入。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要创业成功,门槛和难度越来越高了,市场空地越来越少了,城市的成本在不断上升。

互联网行业只是一个代表,其他行业何尝不是呢?

哪怕就是记者,现在要靠几篇文章成为知名大记者的难度越来越大;做学术,海归名校的毕业生比比皆是,出头不易;在政府公共机构,快速提拔和升迁越来越难……

当然,以北京作为一线城市的案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北京除了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的定位以外,还有着首都的特殊性。因此北京也在不断疏散一些非首都功能,并且推出了千年大计的雄安规划。

但是从比较长的长远来看,北京仍然会积聚大量的高科技企业、文创企业和金融企业,因此不管是人才引进指标的形式还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形式,仍然会有大批的年轻人来北京发展。这一方面是北京的定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的逻辑决定的。北京仍然需要大量的年轻人,同时会吸引大量的配套人员。

需要在宏观高度提供支持和监管措施

正如同陆铭等经济学家和杨伟民等政府官员所指出的,城市必须需要不同职业和不同学历层次的人形成配套,要以产控人,而不是强行地控制人口。一个城市,不可能只有高科技人才而没有配套的服务业人员。

陆铭在《大国大城》这本书当中指出:其实在英国和日本等国家,伦敦和东京大区的人口集中度其实还要高过北京,北京的城市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笔者认为他说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也要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需要城市和区域发展格局更加均衡,不能让大城市的规模过于庞大,这不只是经济考虑,也是政治考虑。

城市也必须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和活力,也需要多元化的人才结构形成的创新活力。不管是经济学理论和创新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多元化人才背景形成的创新活力,使得北京能够成为一个深具吸引力的城市。

租房市场,在政府完全来提供公租房不现实的情况下,也需要给予监管。因为人的基本需求当中,吃穿的问题已经容易解决,但是住的门槛仍然相对比较高。而有住宿和睡觉的地方,是人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完成睡眠恢复体力和精力的重要载体。

对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说,能够迅速买房或者工作单位提供住房的仍然是少数,住房也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是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这也是出于人本的考虑。

在世界各大一线城市,买房对于年轻人的难度都是越来越高的,而中国本身就是房屋自有率非常高的国家之一,这得益于中国人对于自由住房根深蒂固的情结和中国家庭的牺牲精神和努力精神。但是从未来来说,大批人在一线城市租房住是一个常态,而不只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对政府而言,要保持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需要不断推出公租房,也需要对市场房租进行监管,使得租金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从市场逻辑而言,租房价格太高,也最终会使得需求大量减少,不可持续发展。

逃离北上广 VS 逃回北上广

近几年来,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声音不断交替出现,这其中也有着自媒体的推波助澜和以点带面,但是也可以反映一定的现实状况。

一方面,80后和90后更加追求自我,渴望更加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多样化的社会关系,这使得一些死气沉沉的小城市和县城无法容纳他们,他们其实是代表了中国很有活力的一部分。不需要列举数字,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中国的一些重要的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大部分还是发生在一线城市和一些经济活跃的二线城市,政府管理水平和社会氛围也更加开放化和开明。

但是,一二线的成本也确实在不断提高,生存和发展难度不断增大。在互联网信息流通越来越快的背景下,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随着一线城市的不断发展,大城市承载力已经疲惫不堪,由于在中国的大城市规划时并没有预见到此情此景。因此,往往都出现了城市功能不堪重负的情况。

近两年,各大二线城市纷纷开展了抢人的计划,用优厚的条件来吸引人才回乡,这显示出各地都越来越重视人才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市场逻辑和个人规划的影响下,仍然会有很多人会前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发展。因为一些科技创新产业和文化产业在一线城市相对密集,而北京也是不可替代的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

一部分人的能力溢出价格,使得他们的能力在一线城市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并且能够对冲生活成本给人造成的压力。而一部分人则带着自身在一线城市形成的人力资本和资源回到二三线城市,可以给二三线城市带来活力,自身也可以过得相对比较好,无疑能够达成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

就北京而言,仍然会在长时间内构成一个人口的流入地,一方面是基于体制内的人才流动和人才引入,从市场逻辑看,也仍然会有大量年轻人流入。同时,服务业人员基于北京相对更高的收入,也依然会来北京工作,将收入寄回老家,从而支持下一代的教育和生活,这也为下一代构筑了一个更好的生活平台。而社会,应该给予他们一个阶层上升的空间和相对更公平的环境。

从地理环境来看,由于整个北京周边乃至整个北方,经济发展条件和动能相对比较好的城市不多,不管是石家庄还是天津,在京津冀一体化当中,和北京的差距依然很大,这点和长三角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北方,能够称得上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只有西安、大连、青岛、郑州等少数几个城市,和南方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北京周边的几个省会城市太原、沈阳、 石家庄等等,都是经济结构老化、缺乏新动能的工业城市,在一些小城市和资源枯竭城市,甚至存在城市收缩的情况。

这使得北京的吸引力在北方仍然非常大,使得北方的年轻人,不断向北京聚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不断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通过产业流动推动城市人口流动,实现城市群发展。

在未来,北京发展和生活的门槛更高了,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比会相对下降,净流入人口减少,这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而随着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各类新产业在中国经济的纵深地带发展良好,比如:安徽的新能源汽车,武汉的光电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等等,无疑将形成新的经济版图和新的产业经济带,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

大量的二三线城市发展,将使中国的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当然,在这场变革当中,也必然会有一些城市掉队,那是一些思想观念守旧,人才流动和发现机制不合理,人文和经济环境相对欠缺的城市。

2008年,《北京欢迎你》这首歌响彻中国大地,这一年,互联网产业刚刚告别泡沫在酝酿新的动能。这一年,中国迎来了金融危机和3万亿计划。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十年轮回,2018年又是一个大年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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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漂的黄金时代正在过去

在过去,某种程度上,北上广深的路上似乎都铺着金子,而现在,“居长安大不易”,可以改为“居长安之极不易”。对于有梦想有才华的人,在一线城市实现梦想的难度更高了。

回看历史,著名文学家沈从文,在上世纪20年代来到了北京这个大城市。那时候,很多人都没有看得上他——这个说着一口湖南普通话的乡下人,他也经常自嘲,每天就在办公室默默写作读书。

当然,还有那位曾经的北大图书馆管理员,也是因为一口湖南普通话,没有受到北大的大牌教授的重视。但是他仍然感叹,在北京度过了人生当中十分重要的一年……这个人,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毛主席。

北京,似乎一直就是一个福地。

2002年左右,有个湖南厂矿子弟出身的小城青年,因为发表了一篇文章受到了关注,就来到了北京,在网易公司工作。多年后,他已经成为了一家市值上百亿美元公司的创始人,这个人就是陌陌的创始人唐岩。

笔者在前段时间参加一个活动见到了一位70后的老乡,他在大学本科毕业时就进入了一个部属单位下属的媒体,报道的是当时方兴未艾的IT行业,见证了多个知名IT企业的起起伏伏。在积累了一定经验并认识到媒体发展的天花板后,去了多个互联网公司,并且最后成为了一家二三线互联网公司的高管,享受到了互联网高速发展的红利。

他告诉笔者,他在北京房价开始高速增长之前买了三套房,目前已经基本财务自由。但是他仍然感叹地说,一些认识的朋友比他牛多了。

“唐岩你知道吧,在网易工作时,他就坐我办公桌对面,现在人家已经是身价几十亿的公司老板了”

他用手比划着和我说。

而笔者认识的80后和90后,基本上都是存在“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的情况”,如果没有赶在北京房价几次暴涨前买房,就存在房子总是买不上的情况。笔者认识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在股市和买房中选择了股市,结果股市暴跌,买房的资金总是凑不出来。他们的经历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前不久参加一次饭局,里面有一位79年的朋友和一位86年的名校经济学博士朋友,79年的朋友在北京多年,在某大型国有单位工作,已经置有房产,日子过得比较惬意。而另一位朋友器宇轩昂,谈吐不凡,跟随大牛导师来京,在某知名研究机构工作,由于来京比较晚,买房已十分困难。短短几年时间,造成的差异已经这么大了。

对于70后而言,大部分参加工作是在90年代,而北京的房价是在2008年奥运会后开始迅速增长的,并且远远超过了大部分人收入的增长速度。对于70后而言,勤奋工作赶在房价飞涨前买房上车,并不是很难。而对于80后而言,情况就开始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正好赶上了城市红利,而一部分人可能就因为犹豫或者路径选择,错过了。

是啊,现在对于90后的北漂而言,门槛确实越来越高了。大部分国内名校毕业或者海归留学生,房租就要占去他们收入的50%甚至以上。

现在经济增长变缓,人们的收入增加也相对变缓,而房价却在迅速地上涨,使得大城市的门槛越来越高。而在早期,市场的空白点相当多,赚钱相对容易,大城市病还不明显,城市土地要素的应用强度相对比较低,政府的政策控制也相对较少。原来大城市对普通人而言是机会的集中地,且门槛不高。

其实不光是房价房租问题,其他多个因素也决定了大城市的门槛高度。以学历为例,本科生在北京发展已经十分不易,名企的招聘一般都是211高校起步,而具有进京指标的企业或者政府单位,硕士生已经成为起步的标配。

北京的人才新政,已经基本将进京指标划定了本科生25岁,硕士生28岁,博士生35岁的年龄红线。

而对于创业而言,门槛也在提高。以互联网公司为例:我们可以看看当下稍有名气的互联网公司创始人,大部分都是70后,他们普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又赶上了互联网行业蓬勃发展的年代。虽然TMD三小巨头的创始人都出生于80年左右,但是他们都在北京耕耘多年,从业经历其实相当长,而对于后面的公司而言,要冒出头就越来越难了。

我们看到那么多公司的创始人,视将公司卖给BAT为成功,区块链或者共享经济的风口一出现,马上疯狂涌入。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要创业成功,门槛和难度越来越高了,市场空地越来越少了,城市的成本在不断上升。

互联网行业只是一个代表,其他行业何尝不是呢?

哪怕就是记者,现在要靠几篇文章成为知名大记者的难度越来越大;做学术,海归名校的毕业生比比皆是,出头不易;在政府公共机构,快速提拔和升迁越来越难……

当然,以北京作为一线城市的案例,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北京除了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的定位以外,还有着首都的特殊性。因此北京也在不断疏散一些非首都功能,并且推出了千年大计的雄安规划。

但是从比较长的长远来看,北京仍然会积聚大量的高科技企业、文创企业和金融企业,因此不管是人才引进指标的形式还是市场经济的自由形式,仍然会有大批的年轻人来北京发展。这一方面是北京的定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市场的逻辑决定的。北京仍然需要大量的年轻人,同时会吸引大量的配套人员。

需要在宏观高度提供支持和监管措施

正如同陆铭等经济学家和杨伟民等政府官员所指出的,城市必须需要不同职业和不同学历层次的人形成配套,要以产控人,而不是强行地控制人口。一个城市,不可能只有高科技人才而没有配套的服务业人员。

陆铭在《大国大城》这本书当中指出:其实在英国和日本等国家,伦敦和东京大区的人口集中度其实还要高过北京,北京的城市管理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笔者认为他说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也要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需要城市和区域发展格局更加均衡,不能让大城市的规模过于庞大,这不只是经济考虑,也是政治考虑。

城市也必须要保持一定的流动性和活力,也需要多元化的人才结构形成的创新活力。不管是经济学理论和创新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多元化人才背景形成的创新活力,使得北京能够成为一个深具吸引力的城市。

租房市场,在政府完全来提供公租房不现实的情况下,也需要给予监管。因为人的基本需求当中,吃穿的问题已经容易解决,但是住的门槛仍然相对比较高。而有住宿和睡觉的地方,是人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完成睡眠恢复体力和精力的重要载体。

对于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来说,能够迅速买房或者工作单位提供住房的仍然是少数,住房也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是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这也是出于人本的考虑。

在世界各大一线城市,买房对于年轻人的难度都是越来越高的,而中国本身就是房屋自有率非常高的国家之一,这得益于中国人对于自由住房根深蒂固的情结和中国家庭的牺牲精神和努力精神。但是从未来来说,大批人在一线城市租房住是一个常态,而不只是对于年轻人来说。

对政府而言,要保持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需要不断推出公租房,也需要对市场房租进行监管,使得租金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从市场逻辑而言,租房价格太高,也最终会使得需求大量减少,不可持续发展。

逃离北上广 VS 逃回北上广

近几年来,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声音不断交替出现,这其中也有着自媒体的推波助澜和以点带面,但是也可以反映一定的现实状况。

一方面,80后和90后更加追求自我,渴望更加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多样化的社会关系,这使得一些死气沉沉的小城市和县城无法容纳他们,他们其实是代表了中国很有活力的一部分。不需要列举数字,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中国的一些重要的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大部分还是发生在一线城市和一些经济活跃的二线城市,政府管理水平和社会氛围也更加开放化和开明。

但是,一二线的成本也确实在不断提高,生存和发展难度不断增大。在互联网信息流通越来越快的背景下,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随着一线城市的不断发展,大城市承载力已经疲惫不堪,由于在中国的大城市规划时并没有预见到此情此景。因此,往往都出现了城市功能不堪重负的情况。

近两年,各大二线城市纷纷开展了抢人的计划,用优厚的条件来吸引人才回乡,这显示出各地都越来越重视人才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市场逻辑和个人规划的影响下,仍然会有很多人会前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发展。因为一些科技创新产业和文化产业在一线城市相对密集,而北京也是不可替代的文化和国际交流中心。

一部分人的能力溢出价格,使得他们的能力在一线城市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并且能够对冲生活成本给人造成的压力。而一部分人则带着自身在一线城市形成的人力资本和资源回到二三线城市,可以给二三线城市带来活力,自身也可以过得相对比较好,无疑能够达成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改进。

就北京而言,仍然会在长时间内构成一个人口的流入地,一方面是基于体制内的人才流动和人才引入,从市场逻辑看,也仍然会有大量年轻人流入。同时,服务业人员基于北京相对更高的收入,也依然会来北京工作,将收入寄回老家,从而支持下一代的教育和生活,这也为下一代构筑了一个更好的生活平台。而社会,应该给予他们一个阶层上升的空间和相对更公平的环境。

从地理环境来看,由于整个北京周边乃至整个北方,经济发展条件和动能相对比较好的城市不多,不管是石家庄还是天津,在京津冀一体化当中,和北京的差距依然很大,这点和长三角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北方,能够称得上新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只有西安、大连、青岛、郑州等少数几个城市,和南方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北京周边的几个省会城市太原、沈阳、 石家庄等等,都是经济结构老化、缺乏新动能的工业城市,在一些小城市和资源枯竭城市,甚至存在城市收缩的情况。

这使得北京的吸引力在北方仍然非常大,使得北方的年轻人,不断向北京聚集。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不断推动京津冀一体化,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通过产业流动推动城市人口流动,实现城市群发展。

在未来,北京发展和生活的门槛更高了,人口的流入和流出比会相对下降,净流入人口减少,这可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而随着中国新经济的发展,各类新产业在中国经济的纵深地带发展良好,比如:安徽的新能源汽车,武汉的光电产业和半导体产业等等,无疑将形成新的经济版图和新的产业经济带,这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经济的发展。

大量的二三线城市发展,将使中国的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当然,在这场变革当中,也必然会有一些城市掉队,那是一些思想观念守旧,人才流动和发现机制不合理,人文和经济环境相对欠缺的城市。

2008年,《北京欢迎你》这首歌响彻中国大地,这一年,互联网产业刚刚告别泡沫在酝酿新的动能。这一年,中国迎来了金融危机和3万亿计划。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十年轮回,2018年又是一个大年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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