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深入开展“立报国之志 育家国情怀”专题学习教育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我国要建设汽车强国，东风要建成卓越企业，要让人民享有更美好的汽车生活，都有赖科技研发人员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伟业，在科学前沿孜孜求索、不断突破。

支德瑜是新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从五十年代开始，他先后投身一汽、二汽的筹备和建设之中。在几十年的汽车建设生涯中，他呕心沥血，为汽车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开发、应用和推广做出了杰出贡献。深入开展“立报国之志 育家国情怀”专题学习教育，公司科技研发人员要向支德瑜学习，做科技报国排头兵。（本报今日推出支德瑜事迹报道，详见A4—A5版）

我们向支德瑜学习，就要学习他志不求易、事不避难，奋力突破卡脖子技术的志气与魄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支德瑜面对外国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艰难探索，成功生产出我国第一辆“无镍汽车”，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轰动。这是中国汽车史上一场科技创新的突围战，支德瑜等我国第一代汽车人突破常规，自力更生，不等不靠，真正把核心技术、核心材料掌握在了自己手里。当前汽车行业正迎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们既面临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公司科技研发人员要坚定产业报国、技术强企的决心，把握大势、直面问题，敢于向创新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发起冲锋，攻克核心技术，打造拳头产品。

我们向支德瑜学习，就要学习他勇于创新、敢为人先，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的胆识与毅力。1965年，支德瑜响应三线建设号召来到鄂西北，进入二汽筹备组担任材料口负责人。他在材料工艺上坚持推行“四新”（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新结构）战略，“走自己的路，解决原材料国产化的问题”，取得了独树一帜而又技术领先的科研成果，开创中国汽车采用球墨铸铁的新时代。公司科技研发人员向支德瑜学习，就是要有强烈的创新信心和决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路，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我们向支德瑜学习，就要学习他潜心钻研、淡泊名利，一辈子埋首科技一线的信念与情怀。1989年，年满60岁的支德瑜离休。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二汽的一名老兵、汽车材料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始终“离而不休”，继续献计献策，发挥余热，无私地把其科研成果和锦囊妙计奉献给东风和社会。“我总觉得我还可以多做一点贡献。”支德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向支徳瑜学习，就要学习他心系东风、忧国忧民的爱国爱企情怀。公司科技研发人员，特别是青年科技研发人员，要不斤斤计较，不功利浮躁，不过度攀比，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做好工作，在努力提高专业素养、工作能力和价值创造中建功立业。

老一辈科技研发人员留下的科技知识、精神品质、家国情怀，是东风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在“立报国之志 育家国情怀”专题学习教育中，公司科技研发人员就是要继承这样的宝贵财富，发挥出科技创新和企业发展的主人翁精神，用不懈奋斗施展才华、贡献才智、成就事业，为中国梦、东风梦的实现贡献力量。

为理想而来 赴报国之约

记东风公司原副总工程师、老专家支德瑜

皓首穷经，支德瑜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人 资料图摄于2002年

支德瑜近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吴剑雄/摄

东风选编支德瑜论文及发言稿，出版《科技人生》 吴剑雄/摄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竺延风等领导慰问老专家支德瑜 记者 刘鸿飞/摄

（记者 高雅）暮春时节，支德瑜家的阳台上花盆中的花朵已陆续绽放。这位98岁的老人常常站在家中的阳台上凭栏眺望，远处的大山还像56年前他刚来时一样巍峨静默，脚下的城市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东风的后辈们常用“卧虎藏龙”一词来形容在十堰这座三线城市里舍家为国、把根扎下的东风创业者，在这其中，就有支德瑜。

支德瑜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一家几代人都历经了中华民族苦难的屈辱岁月。和无数仁人志士一样，他们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夙愿。在祖父、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支德瑜自小便有了抗日救国的民族气节和实业报国的远大志向。

在日寇入侵的黑暗年月里，支德瑜先后辗转上海、湖北、湖南、贵州等地求学，他倡建“华社”并出任浙大学生战地服务团团长；

1947年，他考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在英期间，他勤奋苦读、勤于实践，1949年获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科学技术硕士学位，并于1950年坚定回到新中国，投身新中国建设；

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支德瑜先后投身到一汽、二汽的筹备和建设之中，呕心沥血，为汽车新材料和新工艺的开发、应用和推广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将后半生奉献给了东风建设，负责汽车新材料开发运用，为东风事业发展及中国汽车工业的创新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走过战火、看过世界、跨越世纪，年近百岁的支德瑜用一生奔赴理想，用一生忠诚报国。

从未犹豫的选择

支德瑜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1923年6月，支德瑜出生在上海，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是晚清民初有名的数学家支宝楠，其父亲支秉渊192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是近代著名的机械工程专家，1964年起任原第一机械工业部起重运输机械研究所副所长兼总工程师。“父亲的言传身教，从小在我心里埋下了忧国忧民、工业报国的种子。”支德瑜说。

1941年10月，18岁的支德瑜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考上自己心仪的浙江大学。抗战初，这所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主持下内迁，并多次被迫再迁。支德瑜的求学之路充满曲折和艰辛，他后来回忆说：“日寇入侵，让偌大中国都难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大学四年，让我从只知道学技术开始忧心国家的前途命运。”他在学习之余，也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并试图从中悟出救国的真理。

尽管身居陋室，常常食不果腹，但在艰苦的岁月中，这位意气风发的爱国青年一心向学，成为一名超越群伦的“学霸”。当时，极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可以得到公费奖学金，支德瑜因出色的成绩，大学四年都享受公费。他后来回忆说：“我大学四年和留英三年都是受中国人民血汗积攒的钱养育的，所以我理应向人民报恩。”

1945年，支德瑜以优异的成绩从浙江大学毕业，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公费生，前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留英期间，支德瑜接触了很多进步思想，认为单纯研究课题将来回国派不上用场，应该学习更有实用价值的技能。1950年，支德瑜在英国获得硕士学位后，毅然放弃攻读博士学位，不顾英国政府的重重阻拦，取道香港，回到祖国怀抱。

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面对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新中国迅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力量，汽车工业也开始萌芽。

回到祖国的支德瑜有三个愿望：一是争取入党，二是找个发挥能力的革命岗位，三是成家。1950年12月，支德瑜被分配到汽车工业筹备组，在计划科任工程师，满腔热情地开始了新中国第一份工作。工作后不久，支德瑜向计划科科长胡亮递交了一份自我介绍，提出入党请求。

根据苏联专家建议，筹备组成立汽车实验室，负责产品研究，搞汽车实验，支德瑜被分到材料组，研究汽车用材。

开始时，支德瑜负责筹划金相试验仪器、热处理用炉和测温设施，但在当时的新中国，相关制造工厂寥寥无几，仅仅是金相显微镜，也是花了很大力气才买到。较高档的材料测试设备仪器必须进口。

工作的开展极不容易也极费时间，第一要列入国家采购计划，第二即使是排上了队，还有生产和运输周期，也有货物性能不太对路、到货后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等问题。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筹备组没有放弃努力，为接下来的材料试验打下重要基础。

一声号令，举国行动。1953年起，从筹备组抽调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一汽建设，支德瑜等老一辈中国汽车人开始了另一番艰苦卓绝的创业征程。

鉴于支德瑜在英国时曾选攻过材料热处理，厂里内定他为热处理工艺技术负责人。建设初期，他领导技术干部完成了全部4个热处理车间的苏联图纸和技术资料的翻译工作，除了自己参与翻译，还逐字逐句审定全部翻译文件，确保在技术上和文字上不漏不错。此外，他还要负责车间建设和安装工程质量，组织生产人员培训上岗。1959年，经过党组织考察，支德瑜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53年到1965年，支德瑜在一汽干了12年多，在这期间，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崭新的总装线上，被毛主席命名为“解放”牌的第一辆汽车试制成功下线，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

突破“卡脖子”技术

生产汽车，当时的关键是材料。

1956年，一汽建成出车，但产量长期徘徊，远远不能达到年产3万辆的设计能力，主要因素是原材料未国产化。1950年—1959年，是我国建国后技术引进的第一个阶段，其中包括引进前苏联的合金系统，前苏联是一个镍、铬资源较为丰富的国家，其合金系统是以镍、铬为基础的。

但我国的镍、铬矿藏当时尚未发现，不能自给，再加之敌国对华封锁，不允许向新中国出口镍，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前苏联合金系统与我国资源不相适应的矛盾开始突显。一汽刚投产，就因缺镍、缺铬揭不开锅了。

镍制约了汽车生产，也给国家带来很大负担。1956年四季度，国家下发红头文件，号召全国企业节约镍，后来进一步提出节约铬。因此，材料国产化也成为当时材料研究的重点方向。

1956年底，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冶金部等部门的领导和支持下，以一汽、一拖等为主的工厂企业以及一大批相关研究机构，开始进行镍、铬合金的代用研究。当时，支德瑜调到一汽冶金处工作，一汽解决镍、铬问题，担子也交给了冶金处。

支德瑜接下这份任务，组织主要技术人员一起研究，一方面做车辆上镍、铬的使用情况调查，寻找替代的钢铁牌号，一方面跟中国科学院联手研究替代材料。经过研究，支德瑜和技术人员利用中国富产的锰、钛和硼，研制出3种含硼结构钢，用来替代铬钢。直到1962年，支德瑜带领技术人员完成替代镍、铬的技术攻关工作，每车用镍零件已降至2件，按照重量来说，代用方案可节约用镍99.9%。

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支德瑜深刻认识到材料工作对企业、对中国汽车行业的意义，在该领域不懈探索。

在代替铬方面，支德瑜带领技术人员也采用了很多方案，最终成果是可节约铬95%。经过无数个日夜的努力，支德瑜带领技术人员用智慧和汗水成功浇铸第一辆“无镍汽车”。这一成绩是一场材料技术研发的胜利，更是中国汽车人在困难面前，突破常规，自力更生，不等不靠，坚定产业报国、技术强企的真实写照。

“材料国产化的问题，远远不止于此。”支德瑜说。当时，冶金工业还不能满足汽车用材较高的技术要求。1956年一汽投产时，整车生产需要用金属轧材，按品种和规格共计916项，国内当时仅能供应27%，按重量计，仅能供应19%，大部分依赖进口。受制于材料，汽车还是只能限量排产。

1960年，支德瑜在一汽任技术处处长、冶金分厂厂长、工艺处副处长等，但主要还是完成总冶金师的职责。在材料国产化的路上，他坚持不懈，带领冶金处的同志遍访主要冶金企业，还推动、参与制定汽车材料的大量标准和技术条件，为大生产创造了前提。

他组织和配合、协助全国各冶金厂试制各种牌号和规格的新材料。很多材料的供应水平也在不断磨合中提升。常常遇到困难，连厂里的技术人员都打退堂鼓，支德瑜却咬牙坚持执行技术标准，协助解决一些困难，促进钢厂技术改造，增设工艺实施设备。

随着冶金工业慢慢发展起来，生产一辆汽车需要的金属轧材到1962年已基本完成了国产化，1964年约98%的金属轧材能在国内生产。当年，一汽产量首次突破设计能力，达到4万辆。这些做法也为后来二汽建设提供了基础和依据，二汽从产品设计、材料选用、工艺演进都得益于一汽的实践。

在一汽建厂出车的一次次重要关口，支德瑜等老一辈汽车技术人员攻坚克难，为汽车行业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支德瑜也从一名海外学成归来的青年才俊迅速成长为汽车材料领域专家。

用中国材料造中国汽车

1965年的一天，42岁的一汽总冶金师、工艺处副处长支德瑜，接到了老领导饶斌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中央决定兴建二汽，要从一汽调100名干部支援二汽，其中有你。我们在一汽共事多年，盼望你来二汽继续合作，等你很久了。”支德瑜听后毫不犹豫，回复铿锵有力，“我无条件接受组织调遣。”

1965年10月，支德瑜正式调入二汽建设筹备组，被任命为长春汽车研究所副所长及二汽材料口负责人。不久后，他的夫人——我国著名汽车内燃机教育奠基人潘承孝的女儿潘家力，也跟随工作组进入十堰参加二汽建厂工作。

1969年，第二汽车制造厂正式开始在十堰的群山中大规模建设。数据显示，到该年年末，仅第一汽车制造厂，志愿报名参加和支援二汽建设的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就达1273人，其中就包括孟少农、支德瑜等一大批顶尖的国内汽车技术专家。

从此，十万二汽建设者将梦想的种子播撒于秦巴深山。

后来，支德瑜在回忆录中曾写到：“当时凭空筹建这样一个大厂，任务无比艰巨。新中国尚处在国际封锁之下，二汽除了产品毫无着落外，还要去三线基础设施空缺的贫困大山区落地生根。那里根本不存在一个稍有物质雏形可以利用作为二汽萌芽的落脚点。”

当时的十堰，十万建设大军住的“芦席棚”、照明用马灯，艰苦的生活考验着支德瑜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支撑他们的，更多的是工业强国、以身报国的使命和担当。艰难困苦面前，支德瑜时刻牢记组织对他的要求，“用中国自己的材料，造中国自己的汽车。”

二汽高度重视汽车新材料开发，将其与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并列为“四新”（新设备、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之一。

支德瑜将“把汽车材料国产化”和“为二汽建设寻找材料货源”作为自己工作的核心主线，与材料口同事们，经历了反复调查、研究、论证、试制试验，最终确定了二汽选材的大体方针和基本措施：

首先，针对中国缺乏镍、铬，二汽利用锰、硅、钒、硼等，从一汽的3种替代铬钢的含硼结构钢扩大到5种，其中二汽广泛用钒，而不采用一汽的用钛，做到几乎不用镍和更大量节约铬；

其次，针对钢材严重不足的现状，二汽采用技术节省钢材；

再次，针对中国的铜产量满足不了需求的情况，以铁粉末冶金件代替一汽传统的青铜轴套，二汽粉末冶金厂也由此诞生。

三者中，第二项中的技术节省钢材手段之一就是大规模开发高强度钢板，用它制造尽可能多的汽车构件。为此，支德瑜等材料专家不竭探索。

过去，一汽沿用可锻铸铁制造底盘零件，需要大量低碳废钢作为炉料，但外购合格废钢非常困难，一汽很是头痛。在二汽材料口与南京汽车厂的联合攻关中，支德瑜力主二汽扩大珠光体型稀土镁球铁替代其他抗磨钢件，稀土镁球铁还可做成铁素体型品种。

不久，二汽开发出以生铁为原料、不耗用废钢的铁素体球铁来替代汽车业长期沿用的可锻铸铁牌号，强度提高20%，使得东风卡车重量较小而强度更高。“这在中国汽车工业中属首创！”支德瑜说，铁素体球铁的应用奠定了二汽铸造二厂的基础，迄今为止仍是全国最大、世界领先的铁素体型稀土镁韧性球铁生产基地。

就这样，二汽不仅用珠光体型稀土镁球铁这一中国特色铸铁替代了钢材，而且开发出铁素体型稀土镁球铁这一中国特色铸铁，还省下了紧缺的低碳废钢，极大地提升了二汽的铸造能力和汽车产能。

令支德瑜记忆犹新的是，当初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来访中国，在北京讲学完后，又跟二汽做了经验交流。时任福特汽车工艺所负责人哈威尔在了解到二汽的高强度钢使用比例已经超过了福特汽车后，他立即表示，“我们应当互相学习。”

正确选用铸铁，为刚刚建厂的二汽开创了全新局面。有了这项技术根底，二汽在建设初期就具备了世界领先的铸铁制造工艺，并为以后能够顺利实现从卡车到轿车的铸件生产奠定了基础。

在支德瑜和同代人的努力下，二汽材料研究和应用开创了中国汽车行业的创新先河并且技术成果累累：不仅正确选用铸铁，为刚建厂的二汽开创了全新局面，还开发出锰、硅、钒、硼、钢系列，节约镍、铬、钼等元素，和开发高强度钢板（带）和耐大气腐蚀的钢种代替传统碳素钢等材料。

他的学术论著从《汽车金属材料的技术供应分析》到《东风牌汽车选材方面的进步》，从《石油工业对汽车工业的促进作用与制约作用》到《中国汽车工业面临的挑战和合理选用汽车材料》，有的用英文著述，有的用中文叙写，篇篇都是心血的凝结。

回顾在东风工作的数十年，支德瑜谦逊地说，自己只是在完成“饶斌的托付”。事实上，他的确是尽职尽责完成了自己来二汽时的夙愿，在立足本国资源，开发应用汽车新材料、新技术，及协助供应处开拓材料供应货源和进口货源上都立下汗马功劳。

支德瑜一生淡泊名利。

1984年，时任二汽厂长黄正夏退休前和组织部门商议，拟安排支德瑜到湖北汽车工业学院当院长，支德瑜闻讯后找到领导婉拒。“为什么？汽院院长是副厂长级呀！”黄正夏很替他遗憾，还动员他也可以兼职，既当院长又管材料。

“我本事有限，不能搞这个又搞那个。我在材料工作岗位，每年可为二汽多创几百万元利润。”支德瑜坦言，如果兼职的话，就两头把下面有才能的人压住了。

在二汽，支德瑜爱才育才是出了名的。当工艺处处长期间，他从高考落榜的二汽职工中挑选优秀青年办了两个大专班，共培养了70名大学生，这些人回来后都成为技术骨干。上世纪70年代末，他还创办了当时国内最具优势的汽车工艺材料研究所——二汽工艺研究所，是当时国内最具优势的汽车工艺材料研究所。

“希望余生还能为东风做一些事情”

1978年，中央提出改革开放，在特定行业允许合资办厂。这对汽车企业来说是极大的鼓励，中国汽车工业最早具备国际化视野的一批企业，在全球化平台上整合世界资源，打开了自身发展的道路。

二汽不能错失关键的机会，开启了一系列国际合作。其中一项对支德瑜来说至关重要，那就是外方技术的引进。

支德瑜用数年时间参与完成了4条生产线引进工作，一是从美国引进原51厂的一条渗碳热处理自动生产线，二是为原59厂引进另一条渗碳热处理自动生产线，这两条生产线的引进，极大地改善了二汽热处理设备技术的状况。三是从澳大利亚引进一台轧机、一些软件技术和整个瓦带轧制生产线，四是从俄国引进汽车精密小径电焊钢管生产线。

除了上述的生产线引进以外，支德瑜还为二汽引进了各类软件技术。

“当时二汽最大的问题是发动机技术。”支德瑜回忆道，“发动机是一汽设计的，尽管大部分运用了新材料，曲轴还根据二汽建议做成球铁，但仍不够满意。”

为了进一步改进产品，当时以饶斌、孟少农为主的二汽领导愿乘改革开放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最终二汽与英国里卡图工程咨询公司达成EQ6105发动机技术咨询合同。

这也是我国当时最早引进项目之一。该发动机主要用于将要生产的八吨级卡车，在二汽五吨车的发动机基础上扩大缸径、提高功率，所吸收的欧洲技术，对五吨车EQ6100发动机开发也有相当价值。

1989年1月，年满60岁的支德瑜接到离休通知。“我总觉得我还可以多做一点贡献。”支德瑜回忆说，但既然是组织规定，还是服从组织决定。

离休3个月后，二汽咨询委员会聘支德瑜为咨询委员，继续为二汽建设发挥余热。任咨询委期间，他提出二汽即将停产的发动机EQ6100生产线转给四川南充的建议，使该线重新利用。东风公司也曾两次选编他写的论文、国际国内学术会上的发言稿和建言献策材料——2003年编印出版了《科技人生——支德瑜》，2014年出版了《科技人生》（第二集），这些材料为东风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素材，对未来发展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不管世事如何，父亲的一生都在做研究，绝不局限于科技领域。”支德瑜的儿子支铁眼中的父亲，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探索的人。事实也是如此，直到2019年，96岁的支德瑜还坚持看书、翻译、做研究。“我很清楚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希望余生还能为东风做一些事情。”他说。

如今，98岁的支德瑜每天还坚持读书、读报，已经很少提笔写字了，但面对我们的采访，老人非常认真地手写了一份备答，这股严谨认真劲儿一如往昔。

滚滚长江东去，人间正道沧桑。

时间仿佛再次回到56年前那个普通的一天，接完饶斌邀请他到二汽工作的电话，意气风发的支德瑜想，“要筹建这样一个汽车厂，老死前还可以再干出点事业来，这样的生活是多么有味道啊！”